6月10日,馮天瑜在武昌“紅樓”作《日本侵華戰略的歷史文化淵源》演講
  建林 攝
  本報訊(記者蔣太旭)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新著《中國文化生成史》近日出版。該書通過“考察現實”與“追究歷史”,解答了“中國人為什麼是中國人”。
  《中國文化生成史》由武漢出版社出版,全書82萬字,圖表近400幅,分上下兩冊。該書分析了中國人的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是在怎樣的文化生態中生成的,及中國文化曾經的輝煌,近代的衰落,當下的復興。
  一般意義的文化史書多從“事件”展開,本書縱橫數千年,“打通古今”、“打通中外”,對中國文化的生成作“長時段”辨析。書中所述議題多由現實訴求引發,既有對“李約瑟悖論”的破解,也提出了“科舉制度是第五大發明”的新論斷。
  馮天瑜先生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現在有些人做文化史,往往把文化歸結為少數“文化英雄”的創造,特別關註重大政治、軍事事件,但這並不能回答中國文明史發展的深層次根本問題。《中國文化生成史》試圖揭示造就“如此人物”、“如此事件”、“如此思想”的“深層動力機制”。
  著名學者唐翼明評介,凡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的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人與從政者,都應該仔細研讀這本書,相信會從中得到許多教益。
  為該書提供圖像史料的攝影家劉建林感嘆:讀了這本書知道,自己為什麼是自己,中國人為什麼是中國人。
  據瞭解,該書已被列為“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
  馮天瑜:中國為何在近代落後?
  馮天瑜說,他在《中國文化生成史》探究的議題大多與現實相關,這些扣人心弦的現實問題皆從歷史走來,而他則通過追溯歷史獲得解決現實問題的“參照系”。
  “先進”的中古中國何以在近代“落伍”?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悖論”,由20世紀中後葉,長期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馮天瑜在新著中呈現了自己對這一“悖論”的“試解”。
  馮天瑜認為,中古中國實行的地主經濟、官僚政治,優於中世紀歐洲的領主經濟、貴族政治,能夠創造領先歐洲的農耕文明。而這種制度性優勢,又演化為障礙近代轉型的劣勢,使中國失去轉型機遇,經濟在宋代達到高水準以後,數百年間基本停滯。
  歐洲進入中世紀後,處於權力分化狀態的貴族政治無法再繼續下去,社會結構發生根本性改變,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使其產生“飛躍”,二三百年間,“先進”和“落後”發生逆轉。一直到18世紀,就經濟總量而言,中國的GDP占世界比例最高,到19世紀以後急劇下降,從30%降到20%、10%,最後降至百分之幾。加之輕忽科技的儒學思想占據精神世界的統治地位和思維方式的限制,使得整個20世紀和21世紀初,中國很少進入科技發明發現的前沿,20世紀對人類生活影響較大的20項發明全屬西方。而此前的整個中世紀世界的主要發明都產生在中國。曾有西方學者稱,如果在中國宋代,有世界諾貝爾科學獎的話,百分之八九十會頒給中國人。
  (記者蔣太旭)
  “中國世紀說”應當緩議
  中國復興的顯著進展,使得西方對復興的中國有多種評議:除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之外,還有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等。馮天瑜在新著中強調:國人尤需要辨析時興的“21世紀是中國世紀”說。
  馮天瑜認為,“未來是中國世紀”之說,作為一個文化命題頗具深意,然而,從現實社會層面審度,“中國世紀”說又多存可疑之處。
  19世中葉中國GDP總量高於英國,19世紀末中國GDP總量高於日本,卻在鴉片戰爭慘敗於英、甲午戰爭慘敗於日,說明經濟總量並非國家強弱的決定性因素。以經濟總量名列前茅而論,時下中國已然是世界大國,卻並非世界強國。世界強國必須科學技術領先,占據國際產業鏈上游,有成熟的民主與法治體系,國民素質較高,文化具有全球感召力,中國與這些目標皆有較大距離。
  馮天瑜認為,建設世界強國是中國復興的願望,卻非指日可達的目標,中國還有許多艱巨的功課要做, “中國世紀說”應當緩議。
  (記者蔣太旭)  (原標題:解答“中國人為什麼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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